今年2月1日起，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开始施行。如今，《条例》已施行一月有余。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，“全民阅读”此前已连续12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提到“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”。
当前，全民阅读推进进展如何？《条例》的施行带来了哪些变化？如何更好推进全民阅读？《法治日报》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。
线下阅读更加便利
2月15日，记者来到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区，在读者入口东侧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，记者看到，这里放置着涵盖文学、社科、科普等多个领域的200多册图书，凭身份证、电子社保卡、社保卡、读者证、读者证二维码即可进行借阅。记者注意到，其中一侧书柜中，约有三分之一的书籍被借走。
走入馆内，记者发现，即使临近春节，也有不少人在此读书“充电”。在一楼的少儿阅读区，几名小朋友安静地翻阅着课外读物。一墙之隔的自习室中，也同样有读者静坐读书。“在这里和书过年，一样很有意义。”一名读者说。
据了解，春节期间，天津图书馆四大馆区围绕“图书馆里过大年”主题，策划推出阅读分享等系列文化活动。据公开报道，截至大年初六，馆区自习室日均上座率超九成。
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。自《条例》施行以来，多地通过各项措施推进全民阅读。
北京市西城区推出“到社区读书吧”等特色品牌，以“全域巡讲+点位深耕”双轨模式开展阅读活动，通过组织出版企业跨社区开展主题分享、打造特色阅读角落，破解基层阅读资源不均难题，推动阅读服务从“普及”向“提质”转变。
2月初，河南省洛阳市首个地铁站“图书漂流角”在西工区解放路站正式启用。该项目依托地铁人流优势，为通勤族提供碎片化阅读服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图书漂流角”的书籍均由市民自愿捐赠，依靠市民诚信实现流转，取阅只需简单登记，还可在本站或全市任意城市书房归还。
东南大学江苏省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研究员华子岩告诉记者，从法治视角来看，注重线下阅读设施建设是法治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深度实践。
“首先，这一实践推动了文化权利向实质保障的转化，将宪法赋予公民的受教育权与文化权利转化为现实利益，实现权利‘落地生根结果’。其次，标志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法定化，《条例》将全民阅读由社会倡导提升至行政义务高度，通过强化线下设施配套，明确了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责任，防止公共服务出现真空。”华子岩分析。
提升数字阅读效能
类似举措也出现在数字阅读领域。
2月1日，安徽省图书馆联合停车集团推出了数字阅读项目，以“一书一码”的形式，把安徽省图书馆的数字资源“搬”进了停车场。在合肥市淮河路等地的公共停车场里，市民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，便可利用碎片化时间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在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研究员侯嘉淳看来，《条例》的出台是推动数字阅读效能提升的“法治第一步”。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不仅应做好对数字阅读内容的基本管理，还应通过推送优质数字阅读内容，营造良好的数字阅读环境。
侯嘉淳表示，应在法律框架内平衡数字阅读内容的“趣味性”与“知识性”，提升内容供给质量。还要在内容审查、算法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反馈与投诉处理等方面发力，构建推动数字阅读效能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。
“数字阅读内容属于网络信息，首先应遵循网络安全法、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。”侯嘉淳解释，在他看来，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在进行内容管理时，首先应确保数字阅读内容不触碰法律底线。
扩大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给也同样重要。侯嘉淳告诉记者，《条例》明确提出，国家新闻出版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党的创新理论、哲学社会科学、文学艺术、科学技术等方面优秀出版物推介工作，引导公民阅读优质内容。
“传统出版物是数字阅读内容的优质素材，但部分内容专业性较强，并不易于理解。”侯嘉淳建议，有关部门在推进“知识性”内容的数字化加工时，可通过视觉化等技术手段增强知识内容的趣味性和可读性。
在采访中，侯嘉淳指出，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》中明确，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采用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推送信息的，应当设置符合规定要求的推荐模型，建立健全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。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可对算法规则进行优化，便于用户及时获得高质量内容。
“在算法机制优化方面，数字阅读服务平台应持续完善算法推荐模型，平衡个性化推荐与公共文化权益权重。”侯嘉淳认为，当前数字阅读平台的算法推荐主要基于用户的个人兴趣和行为数据，建议可以设置一定的比例，为用户自动推荐一些具有公共价值、科普性质或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字阅读内容，拓宽用户的阅读视野，提升数字阅读的综合效能。
消除更多阅读壁垒
除了在提升全民阅读服务质量方面进行规定，《条例》还在强化全民阅读保障措施方面作出规定，提出强化对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老年人等群体以及农村地区等的阅读保障。
如何让这些保障落地见效？
华子岩提出三条建议。一是强化阅读保障的刚性约束，如对于视障群体，可以依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，将盲文出版物、无障碍数字阅读等资源的采购纳入公共图书馆的年度考核中，同时引导技术企业开发适配视障人士的辅助阅读工具。
二是提升阅读服务的便利性，针对老年人与农村居民群体，应将“便利”和“适配”作为阅读服务的核心指标。对于老年人，可以对阅读空间进行适老化改造，还可以提供助视设备和志愿者导读。对于农村地区，要重点解决阅读资源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可以整合村庄现有公共服务中心、邮政网点等存量资源，设立流动借阅点或共享书柜，让阅读资源下沉到村民家门口。
三是建立未成年人阅读制度化保障机制，推动未成年人阅读从“课外点缀”转向“刚性保障”，可以从制度层面确立学校与社会的协同责任。比如将阅读能力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保障学生的自主阅读时间；推动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资源互联互通，加强馆校合作，为学生提供常态化专业阅读指导。
在侯嘉淳看来，基础设施是硬保障，科技赋能则能消除更多阅读壁垒。
据公开报道，2025年12月2日，国际残疾人日前夕，我国首个聚焦盲童阅读需求的无障碍AI伴读系统——星光AI伴读“小星”正式上线。该系统针对盲童阅读过程中的核心痛点，融合大语言模型、AIGC语音孪生技术等多种技术，为盲童构筑阅读新生态。
侯嘉淳表示，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未来应在进一步弥合“数字鸿沟”上发力。着力解决界面复杂、操作不友好等问题，为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大号字体、语音朗读等功能；对于未成年人群体，可设置未成年人阅读服务专区，为未成年人提供适宜读物。对于农村居民，可通过完善农村地区数字阅读服务设施建设，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。
记者手记
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的施行，标志着全民阅读从“倡导推动”迈入“法治护航”的新阶段。
起初，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《条例》中提到的“有计划地设置覆盖城乡、实用便利、服务高效的全民阅读设施”。前期查阅资料时，我得知不少城市构筑起了15分钟读书圈（即让市民在步行15分钟内即可抵达阅读空间）。但在走访过程中，我发现，实际上，一些地方根本用不了15分钟。
以天津市为例，“商业+书吧”“餐饮+书吧”“艺术+书吧”……特色鲜明、形式多样、充满活力的城市书吧等新型阅读空间多处可见，有人打卡拍照，也有人静静阅读，设置得当的空间分区让大家互不干涉，也更加契合读者的阅读需求。而不少社区周边则坐落着24小时智能书屋，为周边居民免费提供自助借阅、电子书下载等服务，有些还可以直接以优惠价格购书。
公共交通工具上也书香四溢，“开往春天的书香地铁”活动在多个地铁线路站点启动，有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图书馆服务指南、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等宣传页，还有工作人员指引乘客扫描二维码，轻松获取海量热门电子书刊与精品音频资源，还有一些站点开展了“图书换新计划”“性格书单墙”展览等主题阅读活动。
采访中，我深切感受到，《条例》的生命力在于落地生根。从国家层面明确“激发公民阅读兴趣，培养公民阅读习惯”的总体目标，到地方层面推出具体实践举措；从城市书房的精准布局，到乡村书屋的提质增效；从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互通，到数字平台的云端延伸，全民阅读正从“一时之好”向“终身之伴”转变。
读书，本是寻常事，读书，也不是寻常事。
采访过程中，我看到的不仅是阅读场景的不断丰富，更是阅读理念的深入人心。当我看到假期的图书馆里，大小读者都在阅读书籍中汲取知识；当我看到地铁车厢里、公园长椅上，捧着书的人越来越多；当我看到老人、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和自己习惯的阅读方式，我便发现了书香中国和全民阅读最生动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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