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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本报的使命就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战，发表一切有益于抗战的言论”。1939年1月1日，大众日报在八百里沂蒙创刊，发刊词中这样写道。
战争年代，大众日报将这一磅礴宣言贯彻到底，一篇篇社论和文章，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发发炮弹，578位烈士用鲜血染成的“大众红”，是世界新闻史上少有的史诗级篇章。正如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在创刊七周年时所说：“大众日报的历史和山东人民抗战史分不开，它是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的史诗，也是山东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。”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弘扬伟大抗战精神，对大众报人而言，既是庄严的时代使命，也是对自身光荣历史与办报初心的回望与传承。8月6日起，大众日报推出“纸上硝烟·一张报纸的抗战”系列报道，讲述一张报纸的抗战，也讲述一张报纸记载的抗战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凝聚奋进力量。
1985年5月，刘导生、匡亚明重回大众日报创刊地云头峪村。
党籍“悬空”的党报社长和总编辑九龙证券配资
党报姓党，然而1939年大众日报刚创刊时，报社两位主要负责人——社长刘导生和总编辑匡亚明，他们的党籍都处于“悬而未决”的状态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其实，时年25岁的刘导生1935年就已入党，32岁的匡亚明更是已有13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只是在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之前，他们都曾有过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经历，按照有关规定需要接受严格审查，审查合格者才能恢复党籍。刘导生曾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并任北大地下党支部书记，1936年当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秘书长，1937年春，受“民先”总部派遣，刘导生到河南巡视救亡工作，因叛徒出卖，在开封被捕，后越狱。匡亚明的经历更加传奇，早年在上海、江苏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时，先后四次被捕，两次被判刑，最后一次直到“七七事变”后国共合作，被关押在南京反省院中的他，才由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出来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形势急迫，兵荒马乱，组织审查工作一时难以有效进行，刘导生、匡亚明的党籍问题就暂时“悬空”搁置起来。然而，真正的共产党人自有无比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对组织无比忠诚，对所投身的革命事业无比热忱，他们没有委屈，没有抱怨，没有讨价还价，义无反顾地投入党组织交付的任务中。
当时在山东根据地内，有“墨水”的知识分子干部非常稀罕，出身北大的刘导生和曾就读于上海大学、有过办报经历的匡亚明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宝贝疙瘩”。尽管他们很年轻，尽管他们的党籍暂未恢复，但此前不凡的革命经历，以及急切寻找组织、投身党的事业之举，还是赢得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。当中共山东分局准备筹办大众日报时，这两位文化程度高、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，自然进入了分局领导的视野。
办党报，两位“当家人”的党籍却都悬而未定怎么办？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、宣传部长孙陶林果断拍板：先干起来再说！刘导生、匡亚明也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，匡亚明负责办报，刘导生主抓全面工作，他们全身心地扑在大众日报筹备工作中，终于在1939年1月1日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。
1939年夏反“扫荡”结束后，刘导生调离了报社。这年秋天，兼任社长和总编辑的匡亚明，随郭洪涛带队的中共七大山东代表团赴延安，他不是七大代表，随团西去延安，目的是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。匡亚明一到延安，就去中央组织部报到，说明情况。部长陈云派干部科科长王鹤寿与匡亚明谈话，王鹤寿把他的历史问题一一列出来，逐个进行调查并取得证明材料。经过反复调查分析，中央组织部得出了由陈云和李富春共同签署的结论：确认匡亚明是经过艰苦工作和监狱斗争考验的好同志，恢复其1926年以来的党龄，这时已是1942年了。而刘导生始终找不到证明人，党籍还在悬着。刘导生当时已调到滨海建国学院（临沂师范学院的前身）当院长，为了方便开展工作，刘导生选择了重新入党。这个历史悬案直到解放后，才最终解决。
这样的特殊现象发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今天我们看来像是一段佳话，而佳话的背后，像刘导生、匡亚明这样的共产党人，其坚定的信仰，崇高的党性，对组织、对事业的一贯忠诚和热爱，才更值得我们敬仰。几十年革命风雨，无论任何困苦与委屈，都无法动摇和改变他们的坚定信念。在回首数十年革命生涯时，匡亚明说：“我不能说我什么都正确，但有一条可以肯定：我忠诚于党，从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。”
（于岸青，大众日报高级记者，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馆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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